我在阜新先后经历过的两次过年——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的1963年元旦，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春节，因为过年气氛截然相反，所以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1962年我考上了阜新煤矿学院。八月底我到校报到，第一次踏上了阜新的土地，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紧张地度过了了四个月的学习生活，新年快到了。也许是人们只重视农历春节而不把阳历元旦当回事儿，校园周边竟然没有半点过年的气氛。反倒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把人们的情绪压抑到了极点。尽管如此，迎新年晚会还是照例要开的。老师委派我出去买些零食用在座谈会上。

我出了校门走在中华路上，马路两旁象平常一样，没有红旗，没有标语，没有灯笼，当然更谈不上鲜花。那个年代马路两旁栽的全是秋天落叶的杨树，所以街上灰蒙蒙看不到一点绿。路上的行人也是寥寥无几。全市唯一的公共汽车只从火车站开到解放广场便不再前行半步，所以校门口这段路连一辆汽车甚至马车也看不到 .

1963年阜新煤矿学院的教学楼是市内的高楼

我边走边想去哪里去买食品。那年头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由市场是绝对禁止的。而商店里的食品品种少得可怜不说，还要粮票或购物券。粮食是定量的，票证也没有，所以买不成。唯一可买的是对穷学生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价水果糖，我咬牙买了几斤。然后信步走到解放广场“阜新影剧院”门前，发现那里有几个面黄肌瘦衣服褴褛的老人面前摆的筐里面装些葵花籽，爆米花和地瓜几样可吃的东西。他们是准备卖给电影散场后从里面出来的观众的。一问价钱，也高得惊人。我犹豫了好久，但是过了这个村便没有这个店。只好拿出全部班费买了些背了回去。

那年代，学校学生少教室多，所以每个班都有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课，自习和开会都在那里。我径直走进教室，看到同学们已经把课桌靠墙摆好，大家团团围坐，在期待新的一年到来，更期待着我买糖果回来。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1963年元旦晚会”几个大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烘托新年气氛的摆设和物品。大约七点多钟，班主任来了，宣布晚会开始并讲了几句语重心长祝福的话，然后班长主持开会。由于我们所学的专业是艰苦专业不招女生，所以全班是由26名男生组成的“和尚班”。没有女生，确实可以使我们专心学习而不分散精力，但是在课外活动尤其在这类晚会上少了女生气氛确实单调和沉闷。无可奈何，只好光棍跳舞自娱自乐。有艺术细胞的几位男同学有了用武之地，施展浑身解数，自拉自唱，一展歌喉。但毕竟水平有限，难以获得更多掌声。只有各门课的任课老师们先后进来给大家祝福新年，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和感谢时教室里才显出一点儿生气。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不习惯长篇大论，便低头窃窃私语。等到大家把糖果、地瓜、葵花籽和爆米花都吃光了晚会也就结束了。同学们各自回到宿舍，因为隔空评校花意见不一致，吵得一塌糊涂，这时反倒显出一些生气。那年代半导体和手表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绝对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全班只有一名同学戴手表，时间不好掌握，所以无法听到元旦钟声。大家聊累了便各自睡去。第二天起床，知道新的一年开始了，于是又全身心投入了期末学习。

这是我过的最寒酸、最平淡，最无趣的新年。那时没有照相机，所以对兔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但是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终身难忘。

1968年我们被文革延迟两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靖远煤矿工作。为了表示扎根矿区的决心，很快便在那里结婚，并且两年一个地连续生了三个女孩。由于我和爱人工作都很忙，无法照看，就分别把老二送到姥姥家，老三送到奶奶家，我俩则带着老大艰难度日。由于已经结婚，没有探亲假，所以过年的时候只好唱三国：甘肃一处，天津一处，辽阳一处。每逢佳节倍思亲，看到别人家高高兴兴的过着团圆年，我们就格外想念孩子，哪里还有过年的心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才结束。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我考取了中国矿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82年即将毕业时我面临着在再分配工作的选择。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全国上下人才断层，各行各业都在招聘人才，特别是凤毛麟角的硕士研究生更受欢迎。北京煤炭科学院和中国矿业大学都向我招手。但是我放弃了那些优越的条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母校。其原因之一是母校造就了我，我对母校有感恩之情。其次是母校老师亲自到北京去动员我回校并且答应我爱人随我同去，还给我房子住。所以我答应了。

1982年6月，在离开整整20年后我再次踏上了阜新的土地，成为母校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接收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随后，我陆续将在外地上学的孩子接到身边，同时又把家在农村的老岳母接来，全家从此团圆，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不用去盼去想，到时候只要你出了家门，便能嗅到过年的气息。1983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经济繁荣，物资极大丰富。我家先后买了彩电、自行车和收音机三大件就是证明。粮票虽然没有彻底取消，但是吃饭已经不是人们关心的大事了。我决定不回老家而在阜新过个团圆年，实现我多年的愿望。

1983年的阜新百货商店

到了年底，我和爱人带孩子到解放大街买年货。街上彩旗招展，彩灯高悬，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市中心的花园市场主副食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为孩子买新衣、糖果和鞭炮，还特意买了不少粘豆包儿。因为我知道这是阜新的特产，当年上大学时，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佳肴，已经多年没有吃到了。地瓜、葵花子与爆米花更是拿不到桌面了。回到家贴上对联儿、挂上彩灯，孩子们穿上新衣，完全是过年的氛围了。

老岳母和老伴儿亲手做的年夜饭，满桌鸡鸭鱼肉，美不胜收。想不到粘豆包竟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半夜接神时刻，我带孩子们下楼放鞭炮，他们捂着耳朵，望着腾空而起的礼花，又蹦又跳。他们给老人拜年，我给他们发红包，我的心里幸福得要醉了。

这一年的春节电视节目也很给力。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电视中明星云集，节目精彩。特别是听到李谷一演唱曾被称为靡靡之音的“乡恋”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气氛和文艺春天的到来。当主持人率领全国观众倒计时我们也摒住呼吸，等到零点钟声敲响时，全家互相拜年，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欢度新春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正月十五的大型灯会更把节日气氛推向了高潮。这是阜新市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盛会。人民公园里到处悬灯结彩。这一年是农历猪年，于是猪八戒的造型成了灯会上的主角。夜晚降临，华灯初上，灯火通明，火树银花，争奇斗艳。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人民公园、解放广场和解放大街。临街商店红灯高照、大放异彩，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街上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特别是当烟花升空，礼花朵朵，像银河流星如同白昼，街面上一片欢腾，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人们流连忘返，尽情的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春天。

这是我过的最高兴、最幸福、最开心的春节。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照相机，所以对猪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但是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终身难忘。

与1963年的兔年新年相比，1983年的猪年春节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弹指一挥间，2021年的猪年春节又要到了。与三十八年前的1983年猪年相比，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可比性，过年的气氛与心情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形容我的感受，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今年春节我再也不会因为没有照相机而留下遗憾。我手中的照相机和录像机已经被淘汰了了，我的手机也改经改朝换代三次了，我将用孩子最近给买的高档智能手机真实记录下今年春节的一幕一幕，然后我再写一篇征文续篇，题目就叫“我最难忘的三次过年”。

作者杨伦离退休测量党支部共产党员1944年生1962年-1966年在原阜新煤矿学院学习，1968年服从分配到甘肃省靖远煤矿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再分配到阜新矿业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二级教授。2009年退休。